殷商时期只有龟卜，没有成熟的蓍筮。《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于时之未世，周之盛德。"这一说法反映了筮法在商末西周才逐渐成熟的历史事实。
筮法主要是在卜法的基础上形成，是卜官们为了简化龟卜烦琐的占算程序，降低绝卜兆纹的辨析难度及其解释的随意性而创造的。由商未到西周、《易经》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龟兆到单卦（八卦），由单卦到重卦（六十四卦）的过程。《易经》的出现标志着一种简约化，规范化的新的占算系统的完成。
筮法这种新的占算技术基本上克服了龟卜的种种弱点，这体现在其以范化、标准化的卦画符号系统取代了错综难辩的龟兆;以数一象一事相统一的严整体系克服了因反常龟兆而产生的解释的歧义现象;它以占算工具易得（用蓍草）、操作程序简便而弥补了龟卜占算工具（龟甲）匮乏、操作烦琐的缺陷;易于掌握， 便于广泛流传，从而克服了龟卜不易学习，难以普及的弱点。后世的治"易"著作将筮法的这种规范化，简约化的特点概括为"简易"，使人"易知"、"易从"， 并认为"简易"是《周易》的主要特点和根本法则。
从卜法到筮法的演进不能仅视为巫术迷信的精致化过程，卜法的诸多弱点体现了一种烦琐无序的原始思维状态，而商周先民智力素质上的进步为扬弃这种占算方式提供了主观前提。因此，由卜法发展到筮法，实际上是从巫术这潭污水中倒映出商周先民由经验上的混乱、无序向系统、有序的理性思维进化的过程，是商周先民开始从原始思维状态提升出来的重要标识。
卜官们所创造的巫法完备了占算技术，然而它又派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筮法的规范化，筒约化使之产生出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于巫术的哲理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易经》向世俗哲学转化的抽象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可能性。这是卜官们始料未及的。
第一，规范化，标准化的卦画符号为阐发哲学思想提供了适宜的形式。卦象体系的基本符号是阴爻"- -"和阳爻"—"它是占卜内容的符号化处理。阴、阳爻象征着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两种既相反又相成的属性和势力，而由阴、阳爻构成的各卦卦象则代表着这两种势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事物的不同结果。虽然《易经》尚未明确提出阴、阳范畴，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把阴、阳看做宇宙万物所普遍具有的基本属性，将一切变化的原因归结为阴、阳这两种势力在相互作 用过程中力量的消长。
此外，《易经》文辞中还包含了不少关于事物生成、变动的哲学思想，兼及宇宙、政治、军事、伦理、道德等方面，这在非筮辞部分较为突出。这些议论虽非《易经》文辞的主要部分，但其丰富程度却超过其他古代占算书，并且它们或多或少地与占算形式的规范化有一定联系。这些哲学思想正是《易经》哲学化的主要内在根据。
第二，《易经》卦象系统的完备性和周密性包含着系统的哲学宇宙观的萌芽。《易经》作为占筮书，被视为具有推测人间吉凶祸福乃至一切事物变化结果的功能。这本身就包含着宇宙观的成分，而六十四卦卦象又穷尽了八卦成对参伍排比的一切可能性。这种卦象系统的完备性自然而然地被看做囊括宇宙间一切变化法则的基本图式，它的卦象、文辞也被赋予"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意义。
冯友兰先生说∶"照《易传》的解释，《易经》可以说是一部事物规律的代数学。它虽然也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没有穷尽的，但是它认为这部'代数学'可以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可能有的规律。"《易传》的这种解释说明了占筮的基本方法包含的哲理因素并非《易传》作者们独创。《易经》这种周备的符号逻辑式的宇宙观框架无疑是其向宇宙哲学体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三，占筮中数的变化规律给后世从象数角度阐发易理以启迪。在筮法中，数的变化具有特殊意义，蓍草数目的变化结果决定了每爻的性质和由爻构成的卦象的差别，而不同的卦爻象又预示着事物的不同结果。因此在数一象—事统一的占筮系统中，数的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另外，人们发现，在用五十根蓍草求卦时，每"三变"所剩的蓍草数目只能是36，32，28，24这四种情况，并且八个纯卦无论怎样重叠排比均不脱离六十四卦卦象的范围。存在于筮法之中的这些规律超出了当时人们的 知识水平，人们由于对之难以索解而朦胧地产生了崇拜数的神秘情绪，而后世的一些治易学者又将这种神秘情绪理解转化为以象数论宇宙演化的学说，以为这些数字规律体现了宇宙演化的基本法则。
第四，在巫法这种简约化的占算技术中"以变为占"的占筮原则和"分而为二"的占筮方法很值得注意。"以变为占"在占筮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均有体现，如"三变"而成一爻，"十有八变而成卦";逢"九"或"六"须变爻，于是由"本卦"演变出"之卦"，占卜要看变爻的爻辞，等等。
《易经》在以上四个方面所包含的哲学宇宙观因素，均与《易经》占算形式的规范化、简约化密切相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之决定的。这些哲理因素规定了《易经》哲学化的现实可能性，而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又为《易经》的哲学化提供了社会条件。
